我的外交启蒙老师

作者：蒋本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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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常州人；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学习中国语言文学，后派往罗马尼亚留学学习欧洲语言文学；毕业后一直从事外交工作，是毛泽东、周恩来等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主要罗语翻译之一，多次陪同出访；曾任驻摩尔多瓦代办、使馆馆长，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外交史学会理事等。

译、著有《中国漫记》《骗人的早晨》《协调心理学与控制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新中国外交50年》《多瑙河之波》等；2005年，被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长期成绩卓著的“资深翻译家”称号。

音频

正文

1959年6月，许建国抵达罗马尼亚时，就使我感到他精力充沛过人、平易近人、性格活跃。一到使馆，他就改变了前任大使柯柏年重学术研究、相对凝重的气氛，带来了一股活泼生动的清新气息。

他首先带来了简朴的、不特殊化的生活作风。他改变了以前有些领导履新时带一大帮自己的老部下的习惯。他只是根据工作需要，也为了照顾多子女的赵恩竹的家庭困难，带了一名天津解放初期就跟着他的司机“老赵”，作为大使司机。

   许建国与妻子方林合影

他的夫人方林也是一位老革命高级干部，担任使馆的一等秘书，分配在使馆办公室工作。开始时，办公室较拥挤，她就和另一位同志合坐一张办公桌，坐在办公桌的边上办公。

许大使对待我们年轻人既热情鼓励帮助，又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一次，我写了一篇调研报告，反映罗马尼亚的社会情况。这是我初学写调研文章的头一篇处女作，自己费了很大劲，看了不少材料，但因从未写过，文中没有反映问题，写成了一篇报告文学似的文章，当然就不是一篇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性文章了。

文章上呈到许大使那儿，很快就给打回来了。许大使毫不客气地直截了当对我说：“这篇文章没有用。”同时他为我指点迷津：“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研究问题，这才有用。”他鼓励我说：“秀才是逼出来的，要多学、多写。”许大使的指导，使我这个在使馆调研室工作的初出茅庐的晚辈对如何搞调研开了窍。

在使馆，他有时像讲革命故事般地给我们使馆的同志回忆讲述他自己的革命经历，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亲历过万里长征的他，更是经常给大家讲这段历史上空前绝后、惊险绝伦的故事。

红军攻打赣州遗址——东门炮楼

有一次，他所属的红三军团在第三次反“围剿”中攻打赣州时，他负责保卫留守处。一天拂晓，他在巡查中突然发现被敌军包围。在敌人层层包围的危急形势下，他双手操枪打倒几个敌人后，从一个墙角救出深度近视的一师政委、解放后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黄克诚同志和六师参谋长唐近仁等同志，冒着枪林弹雨在前面开路，且走且打、安全突围。

他还有趣地讲解他长期行军中积累的经验之谈，怎样在黑夜识别往往难以辨别的水坑和干地，避免踩进水坑。

1961年，作者（右一）陪同许建国大使（右七）在罗马尼亚参观。

他始终保持着长期革命岁月培养起来的勤俭节约精神。他在上海工作期间，相当一段时间都是主动要求以行政五级仅拿六级工资的待遇。在使馆里，他时常主动参加集体劳动、打扫院子卫生。

他始终坚持和大家同在一个食堂吃饭，吃饭速度特别快的他，往往都是整个食堂头一个吃完饭的。“吃饭留一口，饭后百步走”，是他经常给人介绍，也是他自己身体力行的健康卫生原则。平时看见谁吃饭浪费，他都要批评。

许建国大使体魄强健、健步如飞。他常常自豪地说，他嘴里含着糖睡觉，牙也不坏。乐观活跃的他爱好跳舞，在北京时，经常出席北京饭店为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等领导人举行的舞会。他总是幽默、形象地把参加舞会称作“去长征”。

他那活跃的性格和娴熟的舞姿，也给整个驻罗外交使团带来一股清新活泼的气息，使处处都显示出“老大哥”气势的苏联大使热加林在这里也不得不相形见绌、甘拜下风。当然，他的兴趣和爱好也带动和增加了中国使馆里年轻人对跳舞的兴趣。

许建国平时平易近人、待人谦逊，对翻译也是如此。列席罗马尼亚国民议会，我把发言内容翻给他听后，有时他给别人说起发言内容，还总要功归于我说：“是他给我说的。”他自知一般即席讲话逻辑性差，所以不避嫌忌地鼓励我在翻译时作必要的调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热爱生活、乐观开朗的许建国，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并且以“俗话”的形式总结出来。他时常给外宾介绍一些中国习俗，使对外谈话能够娓娓动听。

接待外宾必不可少的“绿茶”，是他经常作为“国宝”介绍给外宾的一项内容。他说：“喝绿茶能帮助消化、消除疲劳，还能降低胆固醇。”经他一介绍，外宾都要多喝两杯这种几乎是“万应灵药”的绿茶。他还介绍喝茶的经验说：“头道饭、二道茶，茶喝到第二道是最好喝的。”经他这么一宣传，外宾一般都要美滋滋地喝完第二道茶才会告别。

1964年1月25日，许建国大使离开罗马尼亚，调任到当时更加重要的“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去当大使了。此后，关于他的音讯我也逐渐很少得到了。

隔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在“文革”中受到严重迫害，1968年春，被江青挟嫌报复，打成罗瑞卿黑帮，先在外交部机关隔离审查，后被监禁在北京郊区的秦城监狱。1975年，经家属的一再申述，才被批准“保外就医”，后被送往安徽省六安地区软禁。

粉碎“四人帮”后，他感到十分欣慰，一面积极给中央写揭发江青罪证的材料，一面还挂念尽快洗清冤案，重新投入到革命建设工作的行列。他在给妻子方林的信中写道：“我被剥夺为党为人民工作的权利已经9年了，如今总算看到希望……”

但没想到，1977年初，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他更感到时间的紧迫，又给党中央写了申述书，表明对党的忠诚：

“

几十年来，我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和党中央周围做保卫工作。由于我在延安时期，特别是在上海工作时期了解了一些江青的问题，所以江青在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利用审干的机会对我进行了残酷的迫害，采用逼供信的手段，给我扣上叛徒特务的大帽子，企图让我至死不能翻身……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十分高兴，感到党有希望了，我们的国家有希望了。

”

他提出了对他的历史重新审查的请求：“我再次向中央要求对我的历史进行重新审查。”在送出申述书的夜晚，这位工人出身的老革命家，辗转不能成眠，提笔吟出了他一生中的第一首，也是唯一的一首发自心底的诗句：

昨夜沉思未成眠，

革命生活忆当年；

身患重病何时好，

治疗述书迎春天。

然而，他没等到澄清“四人帮”强加给他的罪名，于10月4日在安徽省合肥市逝世。他留给子女的最后一句话就是：“相信我，历史将证明我是无罪的。”

1979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外交部党组的复查结论，为许建国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所谓许建国同志参与搞江青“黑调查”的问题，系指许建国同志任上海市公安局长期间，1955年至1958年根据上级指示调查一起匿名信案件。为调查这一案件所采取的重大措施都是经上级批准的，许建国同志在上海侦破此案，属职责范围内的正常工作，根本不存在反革命“黑调查”的问题。因此，“四人帮”采取阴谋手段，捏造罪名、加以诬陷，对许建国同志进行残酷迫害是个冤案。

至此，真相大白，他的冤情得以洗清。经过一段时间准备，1980年3月17日，在北京中山公园中山堂为许建国同志举行了追悼会。

- END -

文章来源 | 《给共和国领导人作翻译》

转自 | 外交官说事儿    作者 | 蒋本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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